冠心病脂质假说：医学史上最大的骗局

除了冠心病的脂质假说，恐怕没有别的医学学说对人类生活产生如此巨大影响了。这一假设的核心是要人们避免肉类、脂肪和高胆固醇食物。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一死因。因此，这也是我的头号潜在死因。这就是为什么 20 多年来这一直是我的首要研究兴趣。我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科学论文，不是申请研究基金，不是寻求职业晋升。我感兴趣的唯一原因是我想知道我如何能避免得 ASCVD。我在过去 10 到 20 年中所学到的东西已经完全改变了我对几乎所有关于医学、食品、药物和营养的看法。

这很重要，不仅因为我现在知道我可以放心地吃肉、脂肪，而且我也知道肉、脂肪是比高碳水化合物食物（米，面等淀粉类食品）更健康的食物。低碳水化合物/生酮饮食（+正分子营养补充）是我给每个人的建议，是的，每个亚健康人或疾病患者。通过低碳水/生酮饮食+ 正分子营养（和其他功能医学建议），我们帮助了无数人改善健康，逆转疾病（糖尿病、高血脂、痛风、过敏、皮疹、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是的，我们也逆转了几例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和颈动脉内膜增厚，狭窄的病例。我们没有限制他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和颈动脉内膜增厚，狭窄的病人）的肉类和脂肪摄入量，相反，我们限制了他们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并鼓励他们吃高脂肪健康饮食。

不少专家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Tim Noakes 博士是南非开普敦大学运动科学与运动医学系的名誉教授。多年前，他因建议低碳饮食营养建议而被起诉。为了洗清罪名，他花了数年时间研究脂质假说。他列举了过去100年至今的一系列研究及事件，尤其是70多年前提出的脂质假说。他在这里（见下）列出的这些事件是公开信息和科学文献，并已被许多其他学者引用。令人震惊的是，你会读到，脂质假说不仅没有可靠和令人信服的科学数据支持，而且可悲和令人愤怒地充满了欺骗、谎言和掩盖。我真的不想用像欺骗、谎言和掩盖这样的词。但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来更准确地描述发生的这些丑陋的事情。因此，请让我直言不讳：

冠心病脂质假说：医学史上最大的骗局

这一系列事件产生了现代医学史上最大的骗局

1910 年：德国化学家 Adolph Windaus （诺奖获得者）检测到动脉斑块（动脉粥样硬化）中胆固醇的存在。自然的假设将变成动脉斑块中的胆固醇起源于血流进入动脉壁导致“动脉堵塞”——脂质假说
1910 年：在德国化学家C.Kayser、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肥皂和蜡烛制造商的帮助下，William Procter 和 James Gamble 从棉籽中提取氢化油。他们随后成立了宝洁公司（P&G）。通过这种氢化工艺生产的商业产品 Crisco 被推广给美国家庭主妇，作为烹饪中使用的常用动物脂肪的更健康、更便宜的替代品。作为黄油、猪油和牛油的优质替代品，Crisco 的销量在 4 年内增长了 40 倍。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误观念，即工业生产的食品比我们人类祖先食用了数百万年的食品更健康——例如肉、鱼、蛋和动物脂肪，包括猪油和牛脂，以及来自大脑和骨髓的脂肪最近，来自乳制品。
1913 年：俄罗斯科学家尼古拉·阿尼奇科夫 (Anitschkow) 给食草兔喂食胆固醇和葵花籽油的混合物，结果导致了一种动脉粥样硬化，这与人类身上发现的没什么不同。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只要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足够高，同样的结果——严重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将适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著名的 Ancel Keys 的脂质假说助手 Daniel Steinberg MD 得出结论，Anichkov 的发现等同于 William Harvey 在 1628 年发现的循环。他认为阿尼奇科夫应该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1939 -1945 年二战期间，许多欧洲国家的冠心病 (CHD) 死亡率急剧下降。在美国没有这样的现象。由于在同一时期内，受影响的欧洲国家动物性产品的消费量大幅减少，因此可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即动物性食品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直接原因。
1945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因脑中风突然去世，享年63岁。罗斯福患有恶性高血压已有多年，但当时的药物治疗无效。美国国家（和医学）的自豪感受到挑战，需要更好地了解心脏病，以便将来可以更有效地治疗这种疾病，并从长远来看有望预防这种疾病。
1948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美国）国家心脏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国家心脏法》创建了包括国家心脏研究所 (NHI) 在内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并为美国的心脏病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首笔 50 万美元用于 Framingham 心脏研究。
1948 年：宝洁公司 (P&G) 将其从“真相或后果”广播节目中筹集的所有资金捐赠给美国心脏协会 (AHA)。金额为 174 万美元（按 2014 年美元计算为 1700 万美元）。因此，AHA 聘请了它的第一位专业筹款人“筹集资金并让美国人知道心脏病是该国的头号杀手”。AHA 很快成为美国最大的非盈利组织。“到 1960 年，美国心脏协会在研究上投入了数亿美元”。基本上，所有这些钱都将用于推动人们毫无疑问地接受凯斯的孪生假设。
1948 年至今：弗雷明汉心脏研究 (FHS) 启动。FHS 的目标是“通过临床和实验室检查以及长期随访确定疾病发展的易感因素”。这些因素将被称为风险因素。这些假定的风险因素的管理使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处于危险中”的患者，并将对医学实践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它为发现和销售一类治疗“危险因素”的新型药剂提供了机会，同时使人类暴露于这些新化学药剂产生的潜在危害中。
1950 年：John Gofman MD 使用超速离心技术分离和鉴定不同的血液脂蛋白颗粒。他成为第一个提出饮食-心脏和脂质假说的人。Ancel Keys 最终将窃取 Gofman 的想法并将其呈现为他自己的。Gofman 博士认为自己是最有能力领导未来研究导致心脏病“流行”然后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发展的因素的科学家。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会提高超速离心机上Sf 20-400 脂蛋白带中的脂蛋白，而该脂蛋白带的升高与冠心病有关。他警告说，“忽视（碳水化合物因素）会导致相当严重的后果……允许某些对碳水化合物作用敏感的人服用过多的碳水化合物来替代一些动物脂肪“。但是高夫曼对凯斯和他的助手们构成了太大的威胁，所以他被淘汰了。他改变了研究方向并继续前进。最终，他的贡献被载入史册（其他人的贡献也是如此！）。
1952 年：Laurance W. Kinsell 医学博士发现用植物脂肪代替动物脂肪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可靠地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的饮食改变，它早于凯斯的孪生假设的制定。它间接地支持了基斯即将提出的假设，即食用动物产品会提高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根据他的饮食-心脏和脂质假设，这必然是冠心病 (CHD) 发病率增加的直接原因。假设是用更多的植物性饮食代替饮食中的动物脂肪，以及用“植物”油中加工过的氢化多不饱和脂肪自由替代所有饱和脂肪将保证相反的结果。
1953 年：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年轻美国士兵的尸检显示，77% 的人患有晚期（“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一发现被夸大了；真相并不像文章所暗示的那样可怕。然而，这篇文章加强了对由弗雷明汉心脏研究发起的冠状动脉危险因素的研究，这些危险因素可以在死前检测到，并预测那些人将来患冠心病的风险更大。假设这些因素的逆转将（显然）阻止中年症状性冠心病的发展。MRFIT、MONICA 和 LookAHEAD 研究（见下文）以及包括赫尔辛基商人研究在内的许多其他研究有效地证明，这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这一事实将成功地向后代的医学生和医生隐瞒。
1953 年：Ancel Keys 博士在寻找新的研究方向时发现了一份世界卫生组织 (WHO) 文件，该文件显示 22 个国家的膳食脂肪摄入量与冠心病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美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最少。Keys 发表了他最初的“科学论文”，其依据是 22 个国家中 6 个国家的数据，这些国家有 WHO 数据可用。科学家随后会指责 Keys 只“挑选”了支持他不断发展的假设的最方便的数据。尽管基斯知道这样的关联流行病学研究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但他从不偏离积极宣传他未经证实的假设，就好像它们已经被证实一样。问题显然出在凯斯的个性上。因为他开始了他的“科学”探索，确信他是正确的。因此，他在 1953 年写道：“除了饮食中的脂肪热量外，没有其他已知的生活方式变量显示与冠心病或退行性心脏病死亡率之间存在如此一致的关系”。并且：“……毫无疑问，一个中心项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清中胆固醇和相关脂质以及脂蛋白的浓度。尚未确定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其他病因学影响”。凯斯和他同样唯我论的追随者将用他们的余生来说服全世界，只有他们是正确的。
1955 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第一任白宫任期的最后一年首次心脏病发作。保罗·达德利·怀特医生是协助总统进行医疗管理的心脏病专家之一。艾森豪威尔康复并连任美国总统。他成为 Ancel Keys 未经证实的饮食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且是美国心脏协会 (AHA) 和国家心脏研究所 (NHI) 研究项目的强大盟友。这些研究计划的主要重点是“证明”凯斯的孪生假设是正确的。在保罗·达德利·怀特的同意下，安塞尔·基斯将艾森豪威尔置于他的“有益心脏健康、低脂肪、审慎饮食”的实验性饮食中。结果并不好，因为艾森豪威尔患上了 2 型糖尿病（T2DM）、中风、多次心脏病发作，并于 1969 年死于顽固性心力衰竭。尸检表明他患有晚期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这正是凯斯的病情 ‘ 未经证实的实验性饮食旨在预防或逆转。今天我们现在知道，不正确治疗的 T2DM 是慢性心力衰竭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Keys 的“心脏健康”饮食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死亡有重大影响。但这种联系从未公开。
1955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动脉粥样硬化和缺血性心脏病研究组研讨会。Keys 在本次研讨会上介绍的 1953 年 WHO 流行病学关联数据遭到 Jacob Yerushalmy MD 和 Herman Hilliboe MD 的严厉批评，他们指出关联研究无法证明因果关系，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凯斯将这种批评视为公开羞辱，并发誓要向全世界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解决方案是开始规划七国研究 (SCS)。但 SCS 只是另一项联合研究，尽管它非常昂贵。至关重要的是，SCS 始于其首席调查员明显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它的设计和运行是为了验证 Ancel Keys 的孪生假设。这就是它向科学界和医学界推销的方式，尽管作为一项联合研究，它未能为基斯的任何偏见提供太多支持。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中的关键测量——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的饮食——执行得非常糟糕，以至于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这个事实被凯斯和他的同事们巧妙地隐藏了起来。
1956 年：美国公共卫生署资助 Ancel Keys 的七国研究。基斯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饮食医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他设法说服美国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主要成员资助这项研究，这项研究后来被称为“七国研究”。
1957 年：代表 AHA 的营养委员会拒绝了 Keys 饮食-心脏和脂质假说的结论是：“也许最好的（关于 Keys 的证据）说法是存在一种具有统计价值的关联，但无论是在小团体中，还是在个人中，都不是强制性的协议”。AHA 确定 Keys 的假设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支持，因此不能用于强制进行特定的饮食改变：“因此，目前的证据并未对剧烈的饮食改变产生任何具体影响，特别是在脂肪的数量或类型方面，在一般人群的饮食中，前提是这种改变肯定会减少冠状动脉或脑动脉疾病的发病率。因此：在这篇评论的作者看来，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持对营养（尤其是饮食中的脂肪含量）与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之间的关系采取严格的立场。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现有的证据证明进行最彻底的调查是正当的。这应该尽快、彻底、毫不妥协地完成”。
1957 年：Edward “Pete” Ahrens MD 发表了一篇关于影响血液胆固醇浓度的饮食因素的评论，尤其是不同的膳食脂肪。尽管他一生都对 Keys 持怀疑态度——“尚未在人类身上证明降低血脂水平会改变他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易感性”——他在论文的结尾提出了以下建议：“患者患有或威胁动脉粥样硬化的人可能被合理地建议食用大量不饱和脂肪”。该声明并非基于证据（当时或现在），但表明低脂饮食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感染了当时最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
1957-1972 年：Norman Jolliffe MD 的纽约饮食和冠心病研究开始，后来被称为抗冠心病俱乐部计划。这可能是第一项评估限制动物脂肪消费的“审慎饮食”的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用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人造黄油和“植物”油代替饱和脂肪，对患有肥胖症的人进行饮食管理。心脏病发作。尽管这项研究被宣传为证明这种饮食有益于改善心脏病发作患者的长期健康结果的证据，但隐藏在数据中的证据表明，随机分配给谨慎饮食的人群中有更多人死亡。作者尽力隐藏了这个不便的证据。此外，最不幸的是，在试验期间，首席研究员 Jolliffe 博士因心脏病发作突然死亡。
1957 年：弗雷明汉心脏研究 (FHS) 的初步结果被报道。尽管 FHS 发现升高的血胆固醇浓度对未来冠心病风险的预测微弱，但其关键却隐藏的发现是饮食的性质既不能预测血胆固醇浓度也不能预测血胆固醇浓度因冠心病死亡的风险。这反驳了 Keys 的饮食-心脏假说。因此，必须掩盖该发现的报告。该报告被存放在华盛顿特区 NHI 大楼的一个保险库中。FHS 的前任主任 George Mann MD 最终揭露了这个诡计，当他意识到控制 FHS 的人不允许披露其所有真实发现时，他辞去了研究小组的职务。与升高的总胆固醇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预测（增加的）冠心病风险相比，升高的血液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更能预测（降低的）未来冠心病风险，这一发现也被从历史中抹去，因为它与饮食-心脏假说相悖。最终发现升高的 HDL-胆固醇浓度可预防冠心病，导致发现胰岛素抵抗、高血液甘油三酯和低 HDL-胆固醇浓度是冠心病风险的更重要预测因子。FHS 还不方便地发现，那些血液中胆固醇浓度低的人患癌症的风险增加。
1959-1965 年：Margaret Albrink MD 和 Evelyn Man MD 报告说，先心病患者和 T2DM 患者的血液甘油三酯浓度比血液胆固醇浓度更可能升高。Albrink 和 Man 还指出，在 T2DM 患者中，过去 30 年的主要饮食变化是饮食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增加和饮食脂肪摄入量减少。这种变化与血液甘油三酯浓度增加有关，但血液胆固醇浓度没有明显变化。在 1965 年 6 月的《内科医学年鉴》中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社论中，Albrink 得出结论，人类进化为猎人，吃高脂肪高蛋白饮食，碳水化合物相对较少。结果，人类新陈代谢在低碳水化合物状态下进化：“史前人类习惯性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含量低，脂肪和蛋白质含量高，因此会促进他们保存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她建议，在农业发展 12 到 18000 年之后，让以这种方式进化以保存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人类暴露于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可能是有害的：因此：“……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和肥胖症等常见的现代疾病和相关的高（三）甘油酯血症可能是富裕对曾经有用的遗传特征（保存碳水化合物的能力）影响的现代表现”。
1960 年：NIH 成立了饮食与心脏病执行委员会。委员会提议开展全国饮食心脏研究 (NDHS)。由此产生的初步研究确定 (i) 不可能完成向受试者提供食物的双盲饮食干预，以及 (ii) 一项关于低脂饮食干预对健康影响的长期研究 CHD 结果的成本太高而无法承担。Nina Teicholz 总结说，试点 NDHS“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合理地视为行业驱动的努力，以扩大其商品油市场。为这项研究做出贡献的公司包括该国几乎所有主要食品公司，包括植物油巨头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康乃馨、玉米产品公司、菲多利、通用磨坊、J.亨氏、太平洋植物油公司、皮尔斯伯里、和桂格燕麦等”。
1961 年：Keys 的主要助手 Jeremiah Stamler 医学博士的加入“加强”了一个新的 AHA 委员会，推翻了其 1957 年的决定，即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膳食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的摄入，是不断发展的冠心病“流行病”的关键驱动因素。” 取而代之的是，它将其财政、科学和学术影响力放在了凯斯的双生假说的背后，它认可这是它准备支持的唯一科学选择。这种接受并非基于长期随机对照试验的任何新科学证据。相反，它更有可能受到 1948 年宝洁公司向 AHA 慷慨捐赠的 174 万美元“礼物”的影响。证据是 1961 年 AHA 出版物中的结论，即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可能会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或扩大，从而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因此，“建议在医疗监督下减少或控制脂肪消耗，合理地用多不饱和脂肪替代饱和脂肪，作为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的可能手段”。
1962-1989 年：国家心脏研究所为明尼苏达冠状动脉实验 (MCE) 提供资金。Ancel Keys 博士被提升为首席研究员。通过 MCE，Ancel Keys 启动了他的饮食-心脏和脂质假说的第一个随机对照试验。受试者用玉米油中的亚油酸部分替代膳食饱和脂肪。该研究控制得非常好，因此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受试者完全按照实验方案提供食物。尽管最初的研究结果在 1976 年可用，但最终结果仅在 1989 年才报告。只有当独立科学家在他们恢复的明尼苏达冠状动脉实验 (RMCE) 中恢复、重新分析和重新发布数据时，延迟的原因才变得明显。RMCE 的发现反驳了 Keys 的孪生假设（见下文），因此，它们必须再次被“掩埋”。该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从饮食中去除饱和脂肪会造成伤害，因此向任何患者开出这种饮食方法都是不道德的。
1965 年：糖研究基金会派其研究主任约翰·希克森 (John Hickson) 前往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执行秘密任务。在那里，他会见了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Mark Hegsted 教授，讨论了哈佛医学院如何帮助制糖业转移注意力，使其不再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这些证据清楚地证明了食糖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希克森的任务是限制 1965 年 6 月出版的《内科医学年鉴》上发表的 4 篇科学论文造成的潜在损害。所有四篇文章都提供了糖或碳水化合物可能在冠心病的病因中起重要作用的证据。Hickson 与 Frederick Stare 医学博士和 Mark Hegsted 医学博士教授签订合同，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 上撰写社论。为了确保他们传达“正确”的信息，他向两人支付了相当于今天 50,000 美元的费用。两年后社论出现在 NEJM 上。它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论点，即没有证据表明糖与冠心病有关。它的结论是“增加多不饱和酸的比例和降低膳食胆固醇水平是最有可能有益的饮食改变（预防冠心病）”。社论基本上结束了未来对碳水化合物敏感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是冠心病重要原因的可能性的任何兴趣（或参考），从而埋葬了 1950 年代 Albrink 和 Man 和 Kuo 的新发现。因此，尽管直到 1965 年还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认为饮食中的大量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或脂肪——更可能是冠心病的原因，但在社论发表后，只剩下一种理论——来自动物产品消费的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即使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Key 的 Diet-Heart 假说也赢得了争论。医学和营养科学中关于该主题的所有未来研究和教学都必须反映这种以行业为导向的虚假信息。
1965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使用药物氯贝特资助了缺血性心脏病初级预防合作试验。这是第一项评估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的药物对冠心病结局影响的研究。欧洲三个城市的 15,745 名 30-59 岁男性被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并随访 5 年。干预组接受降胆固醇药物安妥明。尽管该研究发现服用氯贝特的干预组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的次数显着减少，但该组的死亡总人数却显着增加。该研究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不能假设药物干预，无论其意图如何，对干预组的人都没有风险。在开发新药（如他汀类药物）的过程中，这条规则经常被忽视，这些药物是开给健康人的，希望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处。
1966 年：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启动了冠心病药物项目。这项研究评估了 5 种不同药物（包括烟酸和氯贝特，其中大部分药物可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对 8341 名 30-64 岁美国男性的冠心病结局的影响。这些药物都没有效果，而且都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副作用。该研究证实了 1965 年 WHO 使用氯贝特进行的合作试验的结果：有效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的药物都没有潜在的有害副作用。
1966-2013 年：悉尼饮食心脏研究启动，458 名近期心脏病发作的男性被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饮食干预组。饮食干预组的人用红花油和葵花籽油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代替了一些膳食饱和脂肪。1970 年代报告的第一个结果显示饮食干预组的死亡人数过多。但这一发现隐藏在原始出版物中，数据基本上丢失了。用亚油酸替代膳食饱和脂肪所造成的危害的全部程度要等到 2013 年发表的恢复悉尼饮食心脏研究时才会揭示，随后进行了讨论。
1967 年：医学博士 Peter Kuo 将碳水化合物敏感性高甘油三酯血症 (CSHT) 确定为冠心病患者最常见的脂质异常。Albrink 和 Man 的发现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而不是高胆固醇血症，似乎是冠心病患者中最常见的异常，这一发现得到了医学博士 Peter Kuo 的证实。他还证实了他们的推测性结论，即高甘油三酯血症是由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引起的，而不是饮食中的脂肪。1967 年 11 月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社论基本上否定了这一发现的影响。从那一刻起，CSHT 在 CHD 病因中的任何潜在作用都被有效地从医学意识中抹去了。这种影响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直到今天，在医学教学和实践中，高甘油三酯血症和碳水化合物在导致冠心病方面的潜在作用仍被挑剔地忽略了。
1967 年：Donald Fredrickson MD、Robert Levy MD 和 Robert Lees MD 开发了一种新的易患冠心病的血脂异常分类。Donald Fredrickson 及其同事对血液样本进行了电泳，并对在先心病患者中发现的常见血脂异常进行了更简单的分类——Fredrickson 分类。由于电泳是一种比 Gofman 分类所需的超速离心技术更广泛使用的实验室方法，因此这种分类很快开始得到广泛支持。该分类包括 IV 型模式，其本质上是碳水化合物敏感性高甘油三酯血症。因此，Fredrickson 分类清楚地将膳食碳水化合物确定为 CHD 的潜在驱动因素之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Fredrickson 分类逐渐失宠，取而代之的是最初只考虑血液总胆固醇浓度的简单模型。Fredrickson 对碳水化合物在 CHD 发生中的作用的担忧将逐渐被遗忘，而他的贡献，就像 Gofman、Albrink、Man 和 Kuo 的贡献一样，将被载入史册。
1968 年：奥斯陆二级预防试验的第一个结果公布。研究发现，虽然饮食干预组的致命性心脏病发作较少，但总体死亡率未受影响。因此，该研究发现，虽然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可能会减少一种形式的冠心病的临床表现，但它一定会导致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增加（因为总死亡率没有降低）。这将成为降血脂干预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将强调这样一个概念，即任何旨在改善健康结果的干预措施的最重要衡量标准是干预措施对总（全因）死亡率的影响。不幸的是，在干预组总死亡率没有降低的任何药物试验中，这一关键点仍然被忽视——例如，在绝大多数他汀类药物的临床试验中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数据根本就没有被报告——就好像它们无关紧要一样。
1968 年：洛杉矶退伍军人试验“高不饱和脂肪饮食对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并发症的影响”的第一个发现被报道。住在洛杉矶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 846 名中年老年男性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和饮食干预组。这种饮食用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代替了饱和脂肪。该干预措施未能降低全因死亡率并增加了癌症死亡人数。然而，它被卖给了全世界，证明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低脂肪饮食可以预防冠心病。它将成为四项此类研究之一——反冠状俱乐部试验；洛杉矶退伍军人医院研究；芬兰心理健康研究；和奥斯陆二级预防试验——没有一项试验表明这种饮食有好处，但将在未来 50 年内上市，作为用高反式氢化“植物油”中的多不饱和脂肪替代膳食饱和脂肪的价值的明确证据脂肪（以及其他人造化学品，其对人体的长期影响至今仍不为人所知）。
1969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成立了一个审查小组，以确定启动饮食-心脏假说试验是否可行。该委员会在 Edward “Pete” Ahrens 的领导下得出结论，对 Diet-Heart 假说的检验过于昂贵且不切实际，无法进行。然而，这并不妨碍 AHA 或 NHI 在没有任何合理证据的情况下继续促进饮食干预以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就好像这些干预措施已被证明是有益的且没有伤害风险一样。然而，洛杉矶退伍军人医院研究已经明确确定了潜在危害的证据。
1970 年：报告了 Keys 的七国研究 (SCS) 的结果。这项研究有一些很少被提及的重大问题。首先，这是一项无法证明因果关系的关联研究。其次，选择七个国家进行研究并不是随机进行的。第三，许多被研究的国家正在从二战的破坏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第四，饮食数据的收集无能为力。唯一的发现是不同研究人群的血液胆固醇浓度中位数与这些社区的 10 年冠心病死亡之间存在显着的线性关系。虽然饱和脂肪的卡路里百分比与 10 年冠心病死亡率之间存在显着关系，但饮食完全不同或非常相似的社区之间的死亡率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最重要的是，与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一样，个体之间血液胆固醇浓度的差异不能用任何单一的饮食因素（包括饮食中的饱和脂肪含量）来解释。许多其他研究已经证实，与许多仍未确定的因素相比，饮食对血液胆固醇浓度的影响非常小。因此，与 Framingham 研究一样，SCS 反驳了 Keys 的饮食-心脏假说的基本预测，即膳食动物脂肪消耗是血液胆固醇浓度的唯一决定因素。再一次，这种不便的发现在医学或营养学/营养学的教学中是不容忍的。
1970 年，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 (NHLBI) 成立了高脂血症和动脉粥样硬化专家小组。这将成为 1971 年 NIH 动脉粥样硬化特别工作组。工作组得出的结论是，对 Keys 的饮食-心脏假说进行最终测试的成本太高，因为它会花费超过 10 亿美元。相反，它同意花费5 亿美元用于两项试验——脂质研究临床冠状动脉预防试验 (LRC CPPT) 和多风险因素干预试验 (MRFIT)——这两项试验均未测试饮食在冠心病中的作用。因此，到 1970 年，NHLBI 显然无意评估 Keys 的低脂饮食对长期健康结果的影响。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傲慢地宣传这种饮食作为他们预防冠心病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重点可能是 NHLBI 早就决定他们的策略是合适的，并且不需要任何科学证据来证明他们推广这种预防方法是合理的。
1971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起了欧洲多因素预防冠心病协作试验。该试验从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 80 家工厂招募了 60,881 名 40-59 岁的男性。一半的人接受了有关身体活动、低胆固醇饮食、戒烟以及控制体重和血压的建议。对照组留给他们自己的设备。当时，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冠心病预防随机试验。试验结果于 1980 年首次报告。
1971 年：启动了多风险因素干预试验 (MRFIT) 从 361,662 名筛查个体中招募了 12,888 名被认为未来患冠心病风险最高的人。小组随后分成两部分。对照组继续遵循其通常的行为；干预组接受了密集的教育和行为干预，其范围在之前或之后都是无与伦比的。该研究的初步结果于 1982 年首次发表。
1971 年：Helsinki Policeman 启动了关于葡萄糖耐受不良/胰岛素抵抗/T2DM 在冠心病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1966 年赫尔辛基和国家警察部队成员的一项研究招募了 1,259 名原始参与者，以评估葡萄糖耐受不良在冠心病发展中的作用。这是第一项专门调查胰岛素抵抗（有或无 T2DM）对冠心病未来发展的作用的研究。因此，它解决了 Albrink 和 Man 在 1959 年以及 Kuo 在 1967 年首次提出的关系。初步结果于 1979 年首次报告。
1972 年：AHA 国家合作池项目的结果被报道。AHA 组织美国 5 项主要研究的负责人汇集了他们的数据，以评估假定的 CHD 风险因素与随后发生 CHD 之间的任何可能关系。数据显示风险因素与随后的冠心病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然而，特别是升高的血液胆固醇浓度的预测价值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升高的血液胆固醇浓度超过 249 毫克/分升（4 毫摩尔/升）会使任何人的首次冠状动脉事件/猝死风险从 0.0045/年增加到 0.0067/年。因此，根据这些数据，知道一个人的血液胆固醇浓度对于预测近期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价值。
1973 年：脂质研究诊所 (LRC) 冠状动脉初级预防试验 (CPPT) 计划进行。3810 名男性被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两组均接受降胆固醇饮食。干预组接受降胆固醇药物考来烯胺治疗，并随访 7 年。该研究结果于 1984 年首次报告。
1973 年：NiHonSan（长崎-广岛/火奴鲁鲁/旧金山日本血统）研究的第一个结果被报道。Diet-Heart 假说面临的一个未解决的悖论是，生活在日本的日本血统的人患冠心病的几率非常低，但中风的几率却高于生活在美国的人。仅饮食-心脏假说无法解释这一发现。NiHonSan 研究试图确定环境因素在解释居住在日本或美国两个城市的日本血统人群的不同冠心病和中风发生率中的作用。NiHonSan 研究最明确的发现是，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日本人的健康差异不能仅用饱和脂肪摄入量较低或较高以及血液胆固醇浓度较低或较高来解释。相反，尽管生活方式和血液胆固醇浓度存在许多差异，但衡量整体健康状况的关键指标——总死亡率——（再一次）在这些群体之间没有差异。简而言之，NiHonSan 研究未能支持 Keys 的孪生假说。
1974 年：赫尔辛基商人研究启动。1222 名最初健康但具有确定的冠状动脉危险因素的中年男性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该研究持续了 5 年，在此期间，干预组接受了多种干预措施，旨在降低他们未来患冠心病的风险。他们被建议戒烟；通过采用规定的饮食和适度饮酒来达到正常体重。此外，患有高血压或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接受了适当的处方药治疗。初步结果于 1991 年报告。
1977 年：麦戈文参议院营养和人类需求特别委员会发布了美国的饮食目标。乔治·麦戈文参议员的参议院委员会面临裁员和资金损失的威胁，决定向美国乃至全世界规定每个人都应该吃哪些食物以保持健康。当时，麦戈文参议员本人正在试验零脂肪 Pritikin 饮食。该委员会后来被描述为“一群孩子，他们只是想，该死，我们应该在我们倒闭之前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最终报告由未接受过营养科学正式培训的素食主义者尼克·莫特恩 (Nick Mottern) 编写。该报告因缺乏证据而受到严厉批评。为了回应有关资深科学家的请求，即委员会宁愿等待更多的研究“在我们向美国公众宣布之前”，麦戈文参议员著名地回应说，“参议员没有研究科学家那样的奢侈等待，直到每一丝证据都在里面。”通过拒绝等待“最后一丝证据”，麦戈文参议员的委员会无意中将世界推向了全球肥胖/糖尿病流行病。这可能是上个世纪最大的医学/科学失败。43 年后的今天，科学界仍在等待证明低脂谨慎饮食价值的“最后一丝证据”的发表。
1978 年：膳食反式脂肪首次被确定为对人类健康具有独特的危害。宝洁在 1913 年后推动 Crisco 的开发时，并没有意识到种子油的氢化作用产生了一组新的脂肪酸，称为反式脂肪酸。到 1960 年代，反式脂肪酸占含有这些氢化脂肪酸的产品脂肪酸含量的 50%。美国的两位科学家 Mary Enig 博士和 Fred Kummerow 博士是第一个提出反式脂肪特别不健康的人。Enig 博士建议反式脂肪酸可能与癌症的发展有关，而 Kummerow 博士则提供证据表明反式脂肪可能与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因有关。因此，最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凯斯的饮食-心脏假说，凯斯及其助手提倡的“植物”油中的多不饱和脂肪是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以预防冠心病的关键方法，这可能导致冠心病的急剧上升在 20 年代，宝洁首次开发并销售富含反式脂肪的氢化多不饱和脂肪酸。
1979 年：发起了心血管疾病趋势和决定因素多国监测 (MONICA) 项目。由 Hugh Tunstall-Pedoe MD 教授领导的一组欧洲流行病学家在 1970 年代意识到了一个研究机会，当时全球许多国家的冠心病发病率正在迅速下降。他们提出了一项涉及 4 大洲 21 个国家的研究项目，以确定这些国家的冠心病和中风发病率下降是否可以用冠心病“风险因素”的变化来解释。结果于 1994 年报告。
1979 年：赫尔辛基警察将胰岛素抵抗作为冠心病风险预测因子的研究报告了第一个结果结果发现，冠心病死亡和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的 5 年发病率与 1 小时后测量的血糖浓度升高显着相关 – 葡萄糖摄入。在空腹、摄入葡萄糖后 1 小时和 2 小时血糖浓度最高的人群中，十年死亡率以及冠心病死亡和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也更高。作者得出结论，摄入葡萄糖后的血液胰岛素浓度曲线下面积至少与血液胆固醇浓度一样是预测未来冠心病风险的有力指标。随后，一些更近期的研究提出“胰岛素抵抗是冠状动脉疾病最重要的单一原因”。
1980 年：WHO 欧洲多因素预防冠心病合作试验的不便结果公布。这项针对在英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的 80 家工厂工作的 60 881 名中年男性的研究发现，降低关键风险因素可降低总死亡率、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和致命性冠心病，但并不显着。只有一个国家，比利时，所有这些结果测量值的减少具有统计显着性。该研究通常被吹捧为冠状动脉危险因素干预试验显着降低未来冠心病风险的进一步证据。但与许多其他研究（MRFIT；赫尔辛基商人研究；女性健康倡议随机对照饮食改良试验 (WHIRCDMT)）一样，这项研究未能实现这一结果。1980 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食品与营养委员会发布了健康饮食。美国农业部美国人膳食目标 (USDADGA) 的发布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许多成员的严厉批评，尤其是其主席菲利普汉德勒。该组织的回应是发表了一个相反的、更保守的观点，题为走向健康饮食 (17)。该审查认为，USDADGA 的建议是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这些指南有益且没有危害风险的情况下提出的。该综述提出了六项饮食建议，但均未提倡低脂高碳水化合物饮食预防疾病。因此：“通过每天食用适量的乳制品、肉类或豆类、蔬菜和水果以及谷物和面包，从可用的食物中选择营养充足的饮食”。
1982 年：MRFIT 研究的不便发现发表了。这项对 12,000 多名受试者进行的大型研究提供了一项干预的黄金标准测试，该干预从根本上改善了干预组中那些人的“健康”行为。该组中的受试者大大减少了膳食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量；他们的血液胆固醇浓度下降了 5-7%；他们的吸烟率下降了 50%；67% 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升高正常化。这些变化持续了 7 年。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审判“惨败”。这些有利的“风险因素”减少并没有带来可衡量的健康益处。因此，在一项历时 10 年的试验中花费15 亿美元后，研究人员最终证明，可显着改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冠心病危险因素（吸烟、高血压和血胆固醇浓度升高）的多种干预措施绝对没有任何效果。对测量的健康结果的影响。饮食-心脏假说的倡导者从未提及这项研究中也没有提到 T2DM 显然是该人群未来冠心病事件的最强风险因素。一种可能性是，低脂饮食的改变抵消了干预组吸烟率和高血压率降低的预期有益效果。这也从未被提及。也没有提到干预组的肺癌发病率增加。
1984 年：Lipid Research Clinics 胆固醇一级预防试验 (LRC CPPT) 的结果发表 LRC CPPT 试验在 7 年的随访期间测试了降胆固醇药物考来烯胺对 CHD 结果的影响。在实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由于这项研究非常重要——它将首次确定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是有害还是有益——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只有发现该研究有不到 1% 的可能性，任何积极的发现都是偶然的结果。但当结果在 1% 的水平上不显着时，研究人员只是简单地移动了统计目标职位。这使他们能够声称该研究产生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重要发现。事实上，唯一“重要”的发现是干预组心脏病发作的年风险下降了2%。然而，真正重要的衡量指标——全因总死亡率——又一次在各组之间没有差异。在科学欺诈的一个典型例子中，这项失败的研究随后被用作通过低脂饮食干预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也能降低冠心病风险的决定性证据。当首席调查员被问及他如何证明这种明显具有欺诈性的解释时，他回答说：“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确定的数据是无法获取的，因此您会尽力使用可用的数据”（3，第 58 页）。换句话说，当数据不支持你先入为主的偏见时，你只是通过向世界撒谎来掩盖证据。对独立、公正的科学证据的需求就这么多了。
1984 年：NIH 组织了全国共识发展会议。一旦 Keys 在 NIH 的助手决定 LRC CPPT 研究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通过任何方式降低血液胆固醇浓度 – 通过药物或通过饮食 – 可以逆转冠心病流行，他们需要确保该研究的虚假发现永远不会受到质疑。因此，他们召开了为期 3 天的全国共识发展会议。现实情况是，所有共识会议的目标都是在显然不存在此类共识时呈现共识的假象。会议由 Keys 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医学博士 Daniel Steinberg 主持，他甚至在会议开始前就撰写了共识文件。会议只是认可了他的个人偏见，就好像它们是全国共识一样。会议决定“饱和脂肪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是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主要原因，用多不饱和或单不饱和脂肪代替它会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一个合乎逻辑的扩展，它提出了“一组让每个人都满意的简单数字。我们建议 20 岁以下人群的“理想”（血胆固醇）水平 <200 (mg/dL)；30 至 39 岁时 <220；对于 40 岁以上的人，<240，我们为男性和女性提出了相同的指南”（18，第 10 页）。36 年后，仍然没有确凿的支持证据，这些指南在全球医学实践教学中仍然根深蒂固。当时，共识遭到了一些资深科学家的强烈反对。今天，他们只会被斥为“胆固醇怀疑论者”。NIH 全国共识发展会议，实际上是 Steinberg 共识，将升高的血液胆固醇浓度确定为冠心病的主要驱动因素，并确定（迫切）需要所有人降低升高的血液胆固醇浓度。但在 1984 年的时候，大多数 (61%) 的美国医生并不认同这种确定性；他们不相信胆固醇是冠心病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NIH 决定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1987 年：美国启动了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 (NCEP) 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NCEP 的目标是为除婴儿以外的所有血液胆固醇测试的全国性计划提供科学可信度，以便那些血液胆固醇浓度升高的人能够得到适当的管理，以降低他们未来患冠心病的风险。在他们推广该计划的热情中，很少有人质疑此类计划将带来的巨大成本。同样隐藏的是，NCEP 的主要受益者不会是美国公众的健康。相反，NCEP 的主要受益者将是制药业（提供降低升高的血液胆固醇浓度的药物）；参与测量数亿美国公民血液胆固醇水平的实验室；以及参与对患者血液取样（用于胆固醇检测）的数万名医生。实际上，NCEP 只不过是美国制药业的一项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目的是让美国公众和他们的医生为引入一组新型处方药——当时仍在开发中的降胆固醇他汀类药物——做好准备，它希望为该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财务横财。最终，该策略取得了完美的效果，因为他汀类药物在几年后首次上市，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药物之一。这将为制药行业带来无与伦比的利润时代。
1989 年：Keys 的明尼苏达冠状动脉实验 (MCE) 的初步结果公布 13 年后，研究科学家首次获得了 MCE 的结果，最终发表在一份相对不知名的医学期刊上。这份最初（1989 年）的报告声称，用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替代膳食饱和脂肪既无益也无害。事实是，当 Keys 的助手发现他们的原始 MCE 数据不支持 Keys 的饮食-心脏假说时，他们尴尬地选择了隐藏数据。但 Recovered MCE 结果的公布表明，低脂饮食干预不仅没有产生任何益处，实际上它造成了伤害。如果这些发现在 1976 年得到诚实报告，它们很可能会阻止 1977 年参议员麦戈文委员会的美国农业部饮食指南的出版，并且会阻止因接受这些促进低脂饮食的指南（和无论如何，Keys 自己的 MCE 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1989 年：Robert Knoop 博士的饮食替代研究和波音员工脂肪干预试验 (BeFIT) 的结果发表。到 1977 年，Framingham 心脏研究 (FHS) 的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已经清楚地知道血液胆固醇浓度升高对未来冠心病风险的预测是一个非常弱的因素。相反，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1977-1979），这些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表明低血液 HDL 胆固醇浓度是冠心病风险的更好预测指标。然而，在 1979 年之后，这些研究人员或许警告说，如果他们坚持这种“非正统”的观点，将会损害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未来的资助前景，就像通过接受传统的 AHA/NIH 党派路线一样迅速恢复到他们最初的观点：“血清总胆固醇使 “对 50 岁以上和几乎 80 多岁的人……冠心病有重大贡献”（19）。Robert Knoop 博士及其同事与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的波音公司的员工合作，在 1989 年至 2005 年间花费多年时间研究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不同的饮食对血液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浓度的影响。最重要的结论是：(i) 低脂肪饮食导致血液 HDL-胆固醇浓度下降；(ii) 这种影响在女性中比在男性中更大。由于他们认为降低血液 HDL 胆固醇浓度不太可能是健康的结果，因此他们开始质疑是否应该让任何女性接受低脂饮食。他们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因为它确定了向每个人推广低脂饮食的潜在重要负面后果。
1991 年：赫尔辛基商人研究 (HBS) 结果公布。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是否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戒烟，通过采用“健康”饮食、适度饮酒以及积极药物治疗那些对药物治疗无反应的高血压或高血脂患者是否达到理想体重。饮食，将减少这组赫尔辛基商人后来患冠心病的几率。该研究与 MRFIT 研究一样，产生了一个严重不便的发现。尽管干预组成功地将冠心病危险因素降低了 46%，但他们在随访期间的冠心病事件发生率明显高于没有特别尝试改变其“危险因素”的对照组。这篇论文也被历史所遗忘，因为它驳斥了原本看似常识的东西。逆转冠心病危险因素必须降低冠心病风险。但 MRFIT 和 HBS，如女性健康倡议随机对照饮食改良试验 (WHIRCDMT)，对这一逻辑上显而易见（且有吸引力）的预测提出异议。
1993 年：妇女健康倡议随机对照饮食改良试验 (WHIRCDMT) 启动妇女健康倡议随机对照饮食改良试验 (WHIRCDMT) 的目标是确定采用美国农业部美国人饮食指南的老年妇女群体是否会减少她们的饮食患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的风险较低，患冠心病的风险也较低。在这项研究中，48835 名绝经后妇女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中的一组。鼓励对照组继续吃他们通常的饮食，而干预组通过减少脂肪摄入量和多吃蔬菜和谷物来采用美国农业部饮食指南。干预组中的女性还接受了一项“强化行为改变计划”，其中包括第一年的 18 次小组会议，然后是接下来 7 年的季度维护会议。对照组只收到一份美国人饮食指南。因此，干预组的任何积极结果都不能完全归因于饮食变化，因为干预组接受了对照组未共享的额外干预措施。该研究的首批结果于 2005 年公布。
1993 年：哈佛大学教授 Walter Willett MD 发明了地中海饮食。从 1980 年代开始，这三个生产世界上大部分橄榄油的国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科学家开始怀疑，是否正是克里特岛人饮食中的橄榄油可以解释他们的冠心病发病率低（正如 Keys 的七国研究所确定）。1993 年至 2004 年间，部分由这三个政府的支持资助，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大约 50 次橄榄油赞助会议，宣传“地中海”饮食，尤其是含有大量橄榄油的饮食对于人类特别健康。在第一次会议上，Walter Willett 教授展示了他的（独特的）地中海饮食金字塔。与 1977 年美国饮食目标所倡导的食物金字塔的主要区别在于豆类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鱼、家禽和鸡蛋每周只吃一次，而红肉至多“每月”一次。这符合 Willett 教授作为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人的个人选择。矛盾的是，在过去 30 年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克里特岛、瑞士和日本人的肉类消费量大幅增加。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国家的心脏病发病率都在持续下降，尽管平均血液胆固醇浓度有所增加，尤其是在日本。这些发现不支持威利特的解释，即地中海饮食是独一无二的健康饮食，因为它将动物产品的消费限制在每周至多一次，而肉类仅每月一次。
1994 年：报告了心血管疾病趋势和决定因素多国监测 (MONICA) 研究的结果。MONICA 研究于 1974 年启动，目的是测量 21 个国家心血管死亡率和冠心病和中风发病率的趋势，并评估这些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已知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的变化来解释在这些参与国家同时测量的护理或主要社会经济特征。假设这些国家冠心病发病率的下降可以用“经典”风险因素的变化来解释。该研究的结果是，女性冠心病事件发生率低至 15% 的变异和男性冠心病事件发生率低至 40% 的变异可以用“经典”冠心病风险趋势“解释”，这表明所谓的经典风险因素对解释冠心病的实际因素的解释不到一半到四分之三。因此，这些发现与 MRFIT 研究、世卫组织欧洲多因素预防冠心病合作试验、赫尔辛基商人研究和妇女健康倡议随机对照饮食改良试验的结果一致。
2003 年：计划进行 LookAHEAD（糖尿病健康行动）试验。LookAHEAD 临床试验的主要目标是评估对超重和肥胖的 T2DM 患者进行超过 4 年的强化减肥计划的长期效果（长达5 年）。大约 5000 名年龄在 45-74 岁且体重指数升高的 T2DM 男性和女性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中的一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或对照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目标是通过减少热量摄入和增加身体活动来实现可持续的体重减轻。对照组仅接受糖尿病支持和教育。主要研究结果是发生第一次主要心血管疾病 (CVD) 事件的时间。第一批结果于 2014 年报告。
2003 – 2013 年：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PURE）研究启动。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期间，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 (PURE) 研究招募并最终研究了生活在五大洲 18 个国家的 628 个城乡社区的 135 335 名 35-70 岁的个体。该研究包括三个高收入国家（加拿大、瑞典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1 个中等收入国家（阿根廷、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波兰、南非和土耳其）和四个低收入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津巴布韦）。在进入研究时，参与者完成了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收集了关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健康史、药物使用和身体活动的信息。使用经过验证的特定国家食物频率问卷评估食物摄入量。随访发生在第 3、6 和 9 年。该研究的最初目标是确定风险因素的负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否“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高于高收入国家，心血管事件后的死亡率是否在低收入国家更高”。和中等收入国家比高收入国家高，或者两者都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研究将演变成有史以来对饮食-心脏和血脂假设进行的最彻底的流行病学评估，使之前的一切相形见绌，尤其是凯斯错误百出的七国研究。
2005 年：报告了妇女健康倡议随机对照饮食改良试验 (WHIRCDMT) 的不便结果。WHIRCDMT 公布的结果发现，低脂“心脏健康”饮食未能降低患结肠癌、直肠癌或乳腺癌的风险；它也未能影响冠心病的结果。事实上，这项研究的唯一重要发现以及最初的科学出版物未能成功隐藏的发现是，开始试验的患有先心病或 T2DM 的绝经后妇女如果食用低脂饮食，其健康状况会恶化。该研究将成为三位一体研究（WHIRCDMT、Recovered MCE 和 Recovered SDHS）中的第一项，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从饮食中去除饱和脂肪会造成伤害。因此，从饮食中去除饱和脂肪的低脂饮食处方是不道德的，因为现在已知它们会造成伤害。在医疗实践中，提倡任何已知会造成伤害的做法都是不道德的。该研究还发现，服用降胆固醇他汀类药物的女性患 T2DM 的风险增加。而且与通常的美国饮食相比，低脂肪饮食并没有增加体重减轻。所有这些发现都对饮食-心脏假说特别不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项研究的真实发现也被轻易地掩埋了。
发表了一项比较低碳水化合物、地中海或低脂肪饮食减肥的研究。在这项为期两年的试验中，322 名平均年龄 52 岁的中度肥胖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以下三种饮食之一：低脂肪、限制热量的饮食。一种限制卡路里的地中海食物，“富含蔬菜，红肉含量低，用家禽和鱼代替牛肉和羊肉”。这种饮食本质上是威利特“地中海”饮食。低碳水化合物、无热量限制的饮食——前 2 个月每天 25 克碳水化合物，然后逐渐增加到 120 克/天。不限制总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饮食是阿特金斯所描述的。这项研究确立了两个无可辩驳的事实。首先，美国心脏协会规定的低脂肪饮食表现不佳，比阿特金斯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要差得多。这已被反复证明。然而，就好像证据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美国心脏协会在捍卫他们未被证实的饮食方面浪费了很多精力来诋毁阿特金斯饮食。其次，地中海饮食并不比阿特金斯饮食更好，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如阿特金斯饮食有效。这个关键事实也被严格压制，因为新的但仍未得到证实的教条是“地中海”饮食是降低冠心病风险的最佳饮食。然而，在这项研究的所有相关措施中，阿特金斯饮食的表现优于“地中海”饮食的例子。
2013 年：恢复的悉尼饮食心脏研究结果发表。1966 年开始的悉尼饮食心脏研究 (SDHS) 的原始结果在 1978 年报告如下：“第二组（饮食干预）的生存率略好。多变量分析表明，没有任何饮食因素与生存显着相关”。但即便如此，数据也不支持该结论。相反，数据显示，用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摄入量代替膳食饱和脂肪的干预组实际上做得更糟。但这种“恶化”的程度被掩盖了，因为结果没有得到完整的分析，并发表在一份相对不知名的医学杂志上。作者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理的，因为他们的发现反驳了 Keys 的饮食-心脏假说，因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当原始数据在 35 年后被“恢复”并进行独立分析时，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干预组的死亡率（显着）高于对照组”（20）。干预组的这些较高死亡率发生在所有重要类别中——所有原因；心血管疾病; 和冠心病。如果这些发现在 1978 年得到适当的分析和诚实的报告，它们就会被接受为 Keys 的饮食-心脏假说的反证，并且世界不会受到基于错误的、现在经常被证明是假说的饮食指南的影响。
2014 年：LookAHEAD 试验提前终止。该试验试图使用传统的卡路里摄入卡路里消耗 (CICO) 体重控制模型来逆转 T2DM 患者的肥胖，从而减少 T2DM 并发症的发生。2012 年 10 月，计划中的5 年研究在 9.6 年后因“徒劳”而终止，当时确定这些干预措施在减缓动脉损伤进展方面并不比什么都不做更有效。这项耗资巨大且实施良好的研究证实，鼓励 T2DM 患者多运动并食用富含血糖和血液胰岛素升高的致胖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并不会战胜 T2DM。
2016 年：恢复明尼苏达冠状动脉实验 (RMCE) 的结果发表。在他的父亲 Ivan Franz II（曾是 MCE 的首席研究员）去世后，他的儿子 Ivan Franz III 发现了 MCE 试验的原始数据。他将恢复的计算机文件提交给那些报告恢复悉尼饮食心脏研究 (RSDHS) 的人进行分析。恢复的数据证实，原始 MCE 报告歪曲并严重低估了研究的真实结果，暗示原始研究中对照组和干预组之间的冠心病结果没有差异。相比之下，RMCE 确定没有任何年龄组从干预中受益，但 65 岁以上接受干预“有益心脏健康”的谨慎饮食的人的生存率明显恶化。此外，“血清胆固醇（浓度）每降低 30 毫克/分升（78 毫摩尔/升），死亡风险就会增加 22%”。因此，来自 WHIRCDMT、恢复的 MCE 和恢复的 SDHS 的证据是明确的。从饮食中去除饱和脂肪会对男性和女性造成伤害。因此，建议任何人遵循这种饮食习惯是不道德的。因为医学上的第一条伦理规则是：首先不要伤害。
2017 年：欧洲 42 个国家的食物消费、血液胆固醇浓度和心血管疾病关联的报告。来自捷克共和国的一组科学家使用国际统计数据来寻找营养因素与心血管疾病患病率之间的关联（非因果）关系在 42 个欧洲国家。死亡率数据来自欧洲心血管疾病统计，而营养信息来自 FAOSTAT 网站，该网站报告“一个国家生产的食品总量加上进口总量，并根据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库存变化进行调整“参考期”。从这些关联关系得出的总体结论是，摄入更多的动物脂肪和蛋白质以及摄入更少的碳水化合物与更高的血液胆固醇浓度以及更低的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病率相关。虽然关联研究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但它们或许可以证明不太可能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凯斯的孪生假设。反驳基斯脂质假说的最明确证据是显示 42 个国家的实际 CVD 死亡率与这些国家血液胆固醇浓度升高的流行率之间存在反比关系的数据。作者得出结论：“我们的结果不支持心血管疾病（CVD）与饱和脂肪之间的关联，而饱和脂肪仍包含在官方饮食指南中。相反，他们反对最近研究中积累的数据，这些数据将 CVD 风险与碳水化合物饮食的高血糖指数/负荷联系起来。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将饱和脂肪与 CVD 联系起来的情况下，这些发现表明应认真重新考虑当前关于 CVD 的饮食建议”。
2017 年：发布前瞻性城乡流行病学 (PURE) 研究的首批结果。这项对生活在五大洲 18 个国家 628 个城市和农村社区的 135 335 名年龄在 35-70 岁之间的人进行的大型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那些生活在碳水化合物摄入量高的国家的人总死亡率更高，而总脂肪和个别类型的脂肪摄入量与较低的总死亡率有关。总脂肪摄入量和摄入的脂肪类型也与心血管疾病、心脏病发作或心血管疾病死亡无关，但饱和脂肪摄入量预示着较低的中风发生率。作者得出结论：“我们的数据与目前减少总脂肪和饱和脂肪的建议不一致。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并用碳水化合物代替它对血脂有不利影响。用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酸可能会改善一些风险指标，但可能会使其他风险指标恶化。模拟表明，ApoB 与 ApoA1 的比率可能是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的最佳整体指标，在所测试的标记物中。仅关注单一的脂质标记物，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不能捕捉到营养素对心血管风险的净临床影响”。这项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是 Salim Yusuf 博士教授，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医学科学家之一。优素福是少数对 1984 年全国胆固醇共识发展会议的建议持批评态度的人之一。2011 年，他被评为全球第二大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研究人员，部分原因是他进行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2015-16 年，他担任世界心脏联合会主席，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优素福教授放弃了 PURE 研究在一个毫无戒心的世界上的发现。可以预见的是，他和他的团队从流行病学联合研究中得出的初步结论没有什么价值，那些医学和科学界的同事并没有普遍赞赏他对凯斯饮食-心脏假说的明显背弃。然而，他们显然对凯斯的孪生假说也是基于质量差得多的流行病学关联研究没有任何疑虑。特别是 PURE 研究中的饮食分析进行得非常好——与 Keys 的七国研究中的情况相反。
2017 年：Virta 健康研究的第一批结果公布。2014 年，芬兰企业家 Sami Inkinen 与两位最受尊敬的低碳饮食研究者 Stephen Phinney MD 和 Jeff Volek PhD 合作，成立了位于旧金山的新公司 Virta Health。目标是推进 Atkins、Westman、Phinney 和 Volek 的工作，并确定 T2DM 是否可以通过生酮低碳水化合物饮食“逆转”。Inkinen 的天才在于意识到 T2DM 最终是一种行为疾病，由胰岛素抵抗患者的饮食选择不当引起。他意识到，通过偶尔拜访医学专家开出治疗药物的处方是无法逆转这种情况的。相反，它要求 T2DM 患者必须时时刻刻接受持续的反馈、建议和鼓励。Inkinen 和他的团队意识到，这只能通过一种全新的医疗模式——Virta 健康诊所模式来实现，该模式“通过为患者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的远程护理，由 Virta 医疗提供者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的远程护理，从而重塑了糖尿病护理模式，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安全地减少和消除糖尿病药物”。远程护理 Virta Clinic 于 2015 年开始开发；此后不久，招募了 262 名年龄在 21-65 岁之间的 T2DM 受试者参加一项为期 5 年的干预措施对多种健康指标影响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报告了第 3、12 和 24 个月的结果。一年后，60% 的受试者通过将 HbA1c 值降低至5% 以下“逆转”了他们的 T2DM，这意味着 HbA1c 值平均降低了 1.3%（尽管用药减少）。此外，94% 的受试者减少或消除了胰岛素的使用。受试者还平均减轻了 12% 的体重，相当于 14 磅。冠心病的常规代谢危险因素也发生了显着变化。与接受 T2DM 常规管理的受试者相比，接受 Virta 干预的受试者在 ApoA1 和 HDL-C 浓度增加方面表现出明显更大的有益改善；降低高灵敏度 CRP 值（一种炎症指标）；甘油三酯/HDL-C 比率降低；ApoB/ApoA1 比率降低；减少总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数量，尤其是减少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数量；减少大的 VLDL 颗粒数；降低血压和减少抗高血压药物的使用；并减少白细胞计数。结果，10 年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 (ASCVD) 风险降低了 12%。因此，该研究确定了 T2DM 是一种可逆的医学病症。然而，它的逆转需要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生酮饮食的处方——与凯斯的低脂肪高碳水化合物饮食相反。该研究还证实，高脂肪饮食的处方“逆转”了所有已确定的冠心病代谢危险因素，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适度增加。因此，Virta Clinic 研究最终否定了 Keys 的饮食-心脏假说。
2019 年：John Ioannidis 教授宣称营养流行病学是一个丑闻——“它应该被扔进垃圾桶”。John Ioannidis MD PhD 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科学家之一，他特别感兴趣的是用于做出医疗决策的证据质量。1990 年代，他首次将注意力转向营养流行病学。他表明，营养科学尤其薄弱，因为它们缺乏确凿的证据，而且过度依赖流行病学关联研究，而这些研究的结果在统计上很弱，无法证明因果关系。因此，“已经产生了数以千计虚假的重要关联，并将其转化为自以为是、有争议的建议。在一个已经充斥着如此多重要结果的领域中获得另一个重要结果不会提供任何信息增益：我们仍然（认为我们）知道（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相反，‘阴性’结果提供了高信息增益，因为它们改变了我们对可能有效的干预措施可能存在的错误信念 – …–我们应该希望在未来获得更多‘阴性’结果”（24，第 1386 页）。从本质上讲，他建议需要对进行营养研究的方式和结果的解释方式进行革命。大部分以前做过的事情都需要扔到“垃圾桶里”。这将包括凯斯的孪生假设（尽管他个人并不提倡）。
2019 年：《内科学年鉴》(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上发表的 6 篇文章合集证明，食用红肉和加工肉类是导致人类健康不良的一个重要原因。凯斯双胞胎假说的基本依据是，从 1920 年代开始，美国的饮食在冠心病流行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这一逻辑，关键的变化是美国公民（被认为是世界各地人口的代表）将富含谷物和谷物的饮食换成了富含动物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的饮食。但 18 世纪、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美国公民的实际饮食数据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在 20 世纪中叶开始再次上升之前，肉类消费量逐渐下降。因此，凯斯的孪生假设是基于逻辑上的一个根本缺陷。这些研究证实，在饮食中替代肉类与可衡量的健康益处无关，这最终推翻了凯斯的孪生假说。

Ancel Keys’ Cholesterol Con Part 2. by Prof Tim Noakes